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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ARTS藝術七門町中藝術家的工作室。（攝影／高子衿） |
資料來源:《典藏今藝術》2011年1月號/張玉音&林怡秀&吳牧青/2011-01-10
身為城中藝術街區「藝術七門町」計畫裡第一位確定進駐的藝術家，起初姚瑞中著實非常猶豫因而推辭了兩次，但忠泰基金會再三誠意造訪後，考慮了其中給予的獨立性及自由度其實比一般商業畫廊高之後，始入駐街區。「對我來說，由於在家樓頂當工作室習慣了，所以工作室就給『LSD』小組做『蚊子館踏查』的討論，像『藝術七門町』所提供的資源對年輕藝術家相當重要。」他也提出無論是「藝術七門町」的藝術家，或台北當代藝術中心也被質疑是否有「為建商炒地皮」之嫌，「有兩個問題值得商榷，一個是藝術真能炒地皮嗎？另一為藝術進駐可換取容積獎勵嗎？至少就基金會的回應，並沒有因這塊街區提供藝術社群使用而申請都更獎勵。」他反問，整合區塊也可等待時間過去、改建而增值，並且無償做為藝術團體使用，企業連帶也會承受一定的風險，例如展覽或論壇議題屬性是針對政府進行批判的「論壇雙年展」，或他召集學生討論「蚊子館」的基地，也有可能因進駐社群的言行讓贊助的企業在政府面前背上黑鍋。「這些都是我願意支持UrbanCore的原因。」姚瑞中說。
公益vs 效益︰
資本社會相對論
雖然提出「藝術從未真正介入空間」的吳介禎，對城中區釋放空間的做法也表予贊同︰「從現實角度看，當建商要運用空間時其實可以完全不留給藝術家運用，完全不考慮這一點開發尺度仍舊可以相當龐大，也不需要藝術去美化其中的不正當性。」或許這樣的肯定來自於企業多半以獲利為至高目標的現實，但近日也開始和建築業談起「藝術和建築」合作案的土思藝術總監陳錫文，他認為「要讓一般建築企業很快能理解藝術介入、又不速求可見的眼前利益，在現階段而言還有段認知上的差距，由此可見先行者如忠泰與立偕的難得」。
同屬建築同業的璞真建設開發部襄理金承運則認為，建築公司對藝術介入空間的評價標準應在於「藝術介入社區或空間會有效，還是要與在地居民連結，才可能產生擾動原來社區意識的契機。以建設公司的思維來審視，藝術介入空間會以效益來進行思考，這是必需去衡量經濟效益，無以迴避的公司經營，因此會看待資金的投入是否能增加未來的資金效益。」他附帶說明，一般人會忽視的無形效益，藝術結構進駐所產生環境、人文無形的附加價值和有形標準相較，藝術介入的意義同樣指向經濟價值與投資潛力。
Marco Casagrande︰
重新伸張河流都市主義
以「廢墟建築學院」進駐城中藝術區的芬蘭建築師Marco，從他慣以反資本開發的激進角度來看，忠泰給予他在使用空間上有全然的自由度，是令他感當十分敬佩的一點。「在這個計畫中，倡議了一種真實的可能，那就是安那其觀點（anarchic point of view）的地景都市主義。」他也提到，「廢墟建築學院」不只是一個建築空間的試驗場，也將會是一個有行動力的基地，串連跨領域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在這個城市裡活動起來。
「官方的都更政策往往悖離自然園林品質和自發的街區活動，我覺得還是要再次強調『在地知識』的重要。」Marco認為真正理想中的都市計畫，不只在條列計畫中的諮詢問答，必然要進行有願景的規劃。河流都市主義（river urbanism）是他認為台北城市最重要的課題，如何讓台北重新回到河流城市的本質，是台北有無進入「第三代城市」的關卡。「我希望我可以在廢墟建築學院發展出一套對『第三代城市』之於台北是新的、且並非跟隨其他城市既有案例的方式。」李彥良表示，基金會釋放空間，除了藝術團體的活動進行展演或座談討論，也同時期待「和地方產生關係」。「Marco的廢墟計畫是當中最好的例證。」
每一種揭示都是國王的新衣
藝術進入社區並非都更案例獨然，亦非由容積獎勵啟動，但基進學者提出藝術自主性的動能其來有自，一方面來自於政府文化治理術之不信任感，另一方面，做為城市房價差異日漸拉大的今天，一個聚集絕大多數當代藝術的城市空間，理應提高自省和反身性，猶如年輕藝術家在政府資源商業交往下如何保有游擊隊精神回應社會？該不該無限擴大公義倫理層次到制度面下「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共謀結論？同時，倫理面亦需擴大檢討抑，或推廣藝術大於換容積企圖的藝術沙龍？
藝術做為城市轉型中的重要手段、工具或概念、理想，其判斷或許尚待更多層面的聚焦討論。舉凡藝術面對縉紳化的文化治理術，藝術家如何在接受補助的同時，有足夠的力道像陳界仁為失衡的文化政策說出心聲，或進入另一種產品買辦形式，將藝術退縮回作品本質論？貪婪城市經濟的景況，可能來自住民或屋主；空間過渡的中繼屬性，是藝術與地方的邂逅，或只是都市自肥的國王新衣？都市板塊的移動中，藝術進駐又撤離了那些曾經破敗、奇異、歸零再奢華的都市演化，藝術之所可以百般被挪移、展示、借用，不正是當代對藝術期以做為反思的載體和園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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