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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台北當代藝術館於萬華406廣場 策畫的「氣象萬千Art Supply」公共藝術展， 相信音樂（五月天演唱會製作部團隊） 以變形金剛機器人《變形DNA》參展。（攝影╱吳牧青） |
對於在藝術節慶中呈現的作品，陳泰松提出以「評估」取代「評論」的評價路徑，因為這類作品是被放入整體節慶的成效上來評估，因此可能會出現在作品美學上獲得不錯評價者......
陳泰松
集體和菁英應是一種辯證關係
對於在藝術節慶中呈現的作品，陳泰松提出以「評估」取代「評論」的評價路徑，因為這類作品是被放入整體節慶的成效上來評估，因此可能會出現在作品美學上獲得不錯評價者，卻無法在藝術節中傳遞同等有效的價值感，以及在藝術評論上被視為失敗之作，但卻能在公眾場域中獲得好評，如此這般的窘迫可能。而其著重的標的在於社會參與而非價值判斷，較趨近文化論述、文化政策的角度，與藝術其實無關，所以並不是由藝術圈的人來評價，也不能採用經典藝術評論的判別標準。
對一個藝術節的主辦單位來說，藝術評論也常被認為無法增加作品的有效性，甚至會產生阻礙，因為觀賞會轉變成耗時的思辨，與主辦單位所要的「能立即掌握、快速消化、瞬時的感知經驗」大異其趣。值此故，若無審慎地意識到藝術節作品此一不同的時空脈絡和相關論述的場域，評價的進行便會顯得進退失據。因此，陳泰松指出藝術評論應該與這類作品保持一定的距離，「簡單一句話，就是不予評論。」而游文富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當代藝術創作展」中引發的相關事件，為何能開啟評論之門？他認為原因來自於藝術家作品和展演脈絡發生衝突，故而各式價值觀（如︰藝術家個人創作自主、政治和文化政策）形成爭辯，唯有當這個衝突的裂口出現，才是藝術評論的進場時期。
「今日對於菁英的恐懼現象，是一種內在的矛盾，怕它又想要它。」對於評價藝術節作品該採取評估還是評論的方式？作品美學和社會參與孰輕孰重？陳泰松指出在這樣普遍的提問背後，隱藏著一種對於菁英可提供某種想像的渴望，以及同時亦怕被其壓迫的擔憂。實際上，集體和菁英是一種辯證關係，而不是二擇一的問題，辯證關係是一種活動力量，一旦缺乏一方，力量就無法被活絡起來。他認為藝術家創作時不需要使用平凡的語言，嚴格來說也不用肩負這個責任，但是若決定參與藝術節，因為訴諸的群眾不同，不一定是藝術愛好者而是形形色色的觀眾，因此除了自己要先行轉化作品，有時也可仰賴藝術教育、文化政策甚至是私人企業所搭建與公眾之間的「渠道」。被官方過度標榜的「市民美學」，往往無法讓大眾更了解藝術創作、文化的意義，更常讓藝術家容易變得沒有顛覆性，「致使市民美學很容易只淪為政治語言」，陳泰松認為藝術節應著重「渠道」對於藝術家創作概念的輔佐闡釋，而非政府官員治理意識的表達。
林谷芳
藝術界，要以相對性說服人
「花博就是花博，它不是藝文界專屬的藝術節。」林谷芳認為花博自1960年首度舉辦以來，便有很清楚的設定角色─—園藝專業型博覽會，所以在台北舉辦的主要對口單位，是產業發展局而非文化局。「對『花』我們可以有無限的涉入想像，當然文化可能是重要的一環，但是花博並不是為了狹義的文化而存在……」他認為，在藝文圈談論花博議題，首先必須要釐清這部分。因而，批評可以針對作品的好壞，但是簡明地讓眾生愉悅的這點並沒有什麼好攻訐的，「這些創作者也從未強調自己作品有多偉大，只是做一件呼應花博的作品」，林谷芳提及若以他的角度來看，「人人都道看花回」，是太平盛世的象徵，正可與民同樂，不必只從藝術的純粹與孤高來看。
對他來說，在台灣非常多的藝術論述皆存在著兩個盲點，第一個是「先假設藝術對社會的絕對必要性」，第二個則是「假設所有藝術家在創作上是非常純粹的」。他認為以這樣的觀點來論述事件，便會有許多問題產生，也無法看到其他人事物的存在，因為一開始，在動機上就已經把他人貶低。「在自己創發的世界絕對可以非常主體，但因為藝術有觀賞者，所以談到藝術就是一件社會學的事實，藝術從來沒有離開社會存在過。」特別像這種位於公共場域的創作，應該被審視的是如何去回應這個公共性，之後，每位藝術家有各自選擇的創作方式，但「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要領略每種作為都有長短互見的一面」，當然，藝術界同時也必須接受，其他人會有不同的解讀，這些都是必須承擔的。
他也以其在表演藝術領域親身的經驗，提供視覺藝術界參照：無論是舞蹈家還是音樂家，永遠都必須即刻面對觀眾的反應，此外，表演藝術集體的勞動狀態也和視覺藝術不同，演出極耗費人力、物力，因而作品的推出亦事關一群人的生活而不僅是自我的創作，所以不會也不允許存有過多的自我包袱，更不能以純粹性先驗地談它的好壞。「然而，視覺藝術不需要直接面對群眾，也毋須在剎那中決定作品生死，雖然優點是較容易找到自己的純粹性，但也因此造成更為自我的傾向。」台灣有三間大美術館，但是卻沒有九間同樣規模的劇院、音樂廳（舞蹈、戲劇和音樂必須視為不同的領域），林谷芳更以此數據指出︰「美術界其實佔有較大的經費預算，但抱怨最多的也是美術界，這個現象其實很耐人尋味。」
公共資源是社會分配的相對性事物，參與的過程必定會有一定程度的被壓抑或公平性何在的質疑。林谷芳認為，這種壓抑的反彈、公平的追求值得大家討論，但他也提醒視覺藝術圈裡最為矛盾的地方常就在此，「一方面非常在意公資源，卻不能接受自我被壓抑；另一方面，不大願意評價作品的好壞，卻只在乎資源分配公不公平。乍看下，儼然是個社會關懷者，但關心的卻都是自家的事。」他指出若藝術家自身充滿矛盾，社會就沒辦法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存在與價值，也許在此大家可再「自我返觀」一點。
4X4
對話與驅動
林谷芳的談話或許在長期對文化政策高度懷疑的當代藝術界人士尤為刺耳，但某方面也呼應了陳泰松所指出「小國家利害關係過於緊密」的關係，尤其同為藝術領域，視覺藝術是否該自視「半邊天」的藝術範疇，只將焦點放在資源強弱分配而非更為寬闊的文化視野，亦值得藝壇人士引為針砭。胡朝聖也提出在面對資源分配的議題，不該太過一廂情願， 「花博很耗費國家預算和社會成本，但也不該過於本位地認為這些經費若拿來辦展，或幫助弱勢團體就會比較好。各種資源有它運作的一套規格，而不能以取代的姿態來放大單一或特定群眾的關切。」在陳泰松的談話中，也強調了不可忽視社會中倫理的多樣性和多重關係。
對於文化政策，徐文瑞和陳泰松皆都認為公部門文化治理術不夠精緻，常以粗糙或粗暴的方式面對當代多元社群的聲音，致使較小眾的社群受到壓迫，在藝術節的表現上格外明顯。同時，徐文瑞也強調，藝術家對於公共藝術的案件基本上應該要有回應的能力。「創作者應理解政府常試圖經由藝術家的作品進行政治漂白，若這點認知都不具備，那也反映台灣當代社會訓練出一批有如『政治白癡』的藝術家出現。」他並認為所謂「現實生活需求」完全不能做為缺乏美學政治狀態的答案。
當城市談論著節慶，節慶時而也談論著藝術，藝術無可迴避的公共性也曝露在各形各色的城市轉型和空間關係流動著，參照已然發生的事件，藝術家對於自我審查，藝術界對於更為宏觀的文化批評層次，在城市之中集體的想像與分眾的現實之間，隱然出現亟待細緻辯證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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