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更藝容術 (上)

香港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原為石硤尾工廠大廈舊址，
現除藝術工作者進駐與藝術相關商業活動外，
也提供民眾藝術教育和訓練。（圖／典藏今藝術資料室）

台南海安路由杜昭賢策畫的「藝術造街」計畫，
為「都市更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範例，
圖為劉國滄設計的「藍曬圖」外牆。（攝影／藍莛）

資料來源:《典藏今藝術》2011年1月號/張玉音&林怡秀&吳牧青/2011-01-10

「台北好好看」和「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先後選擇以藝術介入空間為主要策略，除了「台北好好看」在日前被指謫為假公園、為花博與選舉抬轎的表層效果外，在都市的空間政治和文化治理層面......

「台北好好看」和「都市再生前進基地」（URS）先後選擇以藝術介入空間為主要策略，除了「台北好好看」在日前被指謫為假公園、為花博與選舉抬轎的表層效果外，在都市的空間政治和文化治理層面，其背後卻有更錯綜的紋理尚待釐清。綠地公園或地景藝術，儼然成為最具效率也易達成公共想像的「好看」與「美感」手段或工具，套用上期本刊探討「藝術節慶化」胡朝聖一語「我們在執行展覽策畫永遠是處在末端的、已經被決定的位置上」，藝術在城市變遷現象上，先驗的好壞評價或創作者回應的內容，也似乎不為政當權者所關心。

那麼，在都更漸成都市樣貌變革的時代下，藝術可以做什麼？

吳介禎︰
藝術從沒真正介入過

「目前台北市的都更皆由建商主導，運作方式其實已不是都更而是圈地；政府也不是介入而是服務建商，將政策調整得更方便，這是一種既不合邏輯、也不符合社會正義的都更方式。」對於藝術之於都更的角色位置，評論者吳介禎認為都更目前面臨的問題十分巨大，藝術家要如何去做、或可掌握多少資源，這些討論對現在的都會空間問題來說皆很渺小。「只是現在藝術圈裡看這件事，加上政策強調藝術介入，這個假議題才被放大，但『藝術從來就沒有介入過』。」她推衍這套政策邏輯，當都更中多了一些舞台讓藝術家發揮，但釋放出來的卻是臨時性空間，需要開發時藝術家就離開，並無法影響到這些空間。

吳介禎以近期聽到的名詞為例︰諸如「都市更新」、「都市再生」，或香港的「都市優化」等，「其實內容都是相同的，後現代偏好轉向符號與象徵消費，文化、藝術與歷史成為吸引中產階級休閒觀光的新產品。以上海新天地和香港工廠大廈藝術中心的成功為例，他們標榜的『創意城市』加速當地歷史建築縉紳化，在此顯現出一種階級問題。」她以馬克思主義人文地理學者哈維（David Harvey）所提「階級力量的重建」而言，這種都更過程便形同一種地區的高級化。「台北好好看」的問題，在於都市不應以「看起來如何」做為治理目標，然這卻是非常有效的方式。「這已經是把美感做為一種治理的暴力方式。」吳介禎表示，台灣人的缺乏信心或某種文化自卑感使然，每當有人說台灣與其他都市相比很醜，便認為自己落後，要把鐵皮屋和陽台等雜物剷除以和其他「先進」地方相比。雷（David Ley）和一些社會學家發現藝術家工作聚落成了房地產開發商的指標，政府也發現藝文活動是促進都市活化最有效率且成本最低的「觸媒」，這也導致從中央到地方對於文化產業的大力包裝。

對於現階段「藝術介入空間」的實情，「不是藝術家介入空間，反而是藝術家被這種方式介入！」吳介禎認為藝術圈應該要主動決定，像是聯合創作者的概念去找經費運用的可能，或是成立一種公共藝術基金。「不是在空間中做出多的東西，而是要做那個空間需要的東西。藝術介入空間這個政策口號下，藝術家在其中的主動性變得很怪異，目前的想像都停在臨時性，重要的應是有無實質改變到整體空間？」她指出近期較為成功的案例應為石晉華的《當代藝術煉金術》，以創作的方式主動介入，而不是像現在只進入一個空間平台。

黃瑞茂︰
以「藝術的能量」討論取代藝術介入

現為OURs（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理事長的黃瑞茂，由OURs看官方推出的URS，宛如公部門挪用與調戲語彙上的一種玩笑。談及藝術介入社區的有效性要如何可能，黃瑞茂認為，主要端視介入後藝術對空間與社區的生活是否有所改變。因為當藝術觸及真實空間就不僅有概念與實際操作，需要有新的檢視方式，如社區有沒有產生質地上的轉變。「我認為藝術介入空間，政府的態度非常重要，台北市這幾年的文化政策喊出『城市行銷』，藝術便只剩下『公關』，作品被創作後的意義不容否認，但在公共與文化政策的論述上，藝術家角色的確是『宣傳大於藝術』，被輔助藉以達到政策目的。」黃瑞茂另以藝術圈談論公共議題的態度脈絡來看，封閉性的討論乃是「過去的想像」。藝術原初即城市重要的內涵，城市文化若是個主軸，怎麼會用行銷的角度談藝術，如此藝術就變成附加品與化妝術與行銷表皮。他也指出這種計畫過去20幾年全世界都在做，並沒有看到更多的想像，在此藝術不是一個活動的問題，而是政府如何去設計藝術介入空間的想像。

黃瑞茂另外指出當代講求藝術專業的盲點，在城市中的藝術本非一定由藝術家催生，不是因為有藝術家才有藝術，而是應由城市自主孕育。他也強調吳介禎所談的「主動性」在公領域至為重要︰「我一直期待藝術家去要求市政府有真正的文化政策，至少談一下文化範疇的光譜，討論清楚每個人再回到自己的崗位努力，政府將所有的文化資源公布出來，我稱為這叫做『藝術環境』，目前都沒有便很難生存，把文化政策當作化妝術。」

藝術發揮積極作用的的可能

論及政府對城市空間的政策，黃瑞茂分析過去一些案例，政府的制度或治理術常在藝術能量集結後才出現。「這幾年看起來，台南市海安路搞不好是大家覺得不錯的例子，這其實有點誤打誤撞，因為工程本身出了紕漏，空間閒置藝術家就進駐。台灣藝術家的能量非常大，像早期的華山藝文特區時期，一年可以辦1,000多個活動，但華山被制度化後這樣的事便無法發生。」因此，從過去看到現在，他認為藝術介入只有在剛開始的時候—處在奇怪氛圍的階段曾有效的發生過。黃瑞茂亦贊同吳介禎「藝術介入在都更是個假議題」的看法，他認為藝術的能量比起藝術介入空間，是一個比較真實的議題。

出身係屬無住屋運動誕生的OURs，與之在理論／實務連動關係密切的台大城鄉所元老夏鑄九，曾為文檢視台灣建築為何缺乏反身與反思能力的主體性建構︰「在難以建立有自覺的、對話、對詰、質疑的形象思維能力限制下，建築很難被期望成就為一種另類的對立形式，不只是具體化既定社會結構之社會關係，表現其權力，合法化與正當化既定的社會秩序。台灣的建築工作者就更難藉空間計畫，進一步成為『社會變遷縫隙』中發揮積極作用的行動者。」

如今，將角色替換成藝術，藝術何以在當下社會變遷的縫隙中，產生具有反身與反思能力的主體性建構？

姚瑞中︰
從藝術游擊戰到進駐街區

姚瑞中身經荒蕪的、台灣還不時興叫「當代藝術」的1990年代，藝術氛圍在解嚴後的社會打破戒嚴年代的衝撞風氣走到體制化的2000年代，最大的轉變是「金錢、空間、通路」上政府將資源逐步壟斷。「早期政府還不大清楚怎麼運用，所以一些空間上的資源，較易被藝術家取得或開拓，慢慢地，從社區總體營造、閒置空間再利用、文化創意產業等政策浪潮一波波出現，閒置空間被收回、BOT民營化、產業化，文化產業的指標也朝向流行文化和社區文化發展。」因出版《海市蜃樓-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引起吳揆關注的姚瑞中，認為在藝術介入都更議題前，藝術社群的現實問題—「缺乏工作室、非營利展演空間」早就發生，尤其在腹地小、租金昂貴的台北市，藝術家多半是打游擊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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